
近日,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《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》时,披露了一组触目惊心的中药行业审计数据:审计调查10省66户中药生产流通企业和28家医疗机构,涉及中药购销、医保结算等资金215.91亿元,其中,发现问题金额高达46.52亿元,占比超过21.5%。
国家审计机关以如此系统、如此细颗粒度的方式,将中药产销链条上的灰色操作完整地摊开在阳光下——从药企虚增成本、虚列费用,到"带金销售",再到医疗机构"舍低求高"侵蚀医保基金——一条从药材采购到患者手中的完整利益链浮出水面。

虚增成本:8,500人的身份证,撑起22.81亿虚假采购
审计报告披露的第一个核心问题是"部分药企推高药价",具体手法之一是虚增中药材采购成本。
数据显示,9户药企在2016年至2025年的十年间,搜集了包括本单位员工在内的8,500多名人员个人信息,通过伪造农户身份、采购合同等方式,虚开采购发票22.81亿元,并计入采购成本。
这组数据的信息量极大,至少暴露出三个层面的问题:
第一,中药材采购环节是成本造假的"重灾区"。 与化学药原料采购不同,中药材的采购对象往往是分散的农户和种植户,交易具有"小散多"的特点,现金交易、口头协议普遍存在。这种非标准化的采购模式,客观上为虚开发票、虚构交易提供了天然土壤。药企只需要一套农户身份证信息、一份看似合理的采购合同,就能凭空"制造"出数以亿计的采购成本。
第二,内部员工成为造假工具。 审计报告特别指出,8,500多名被搜集信息的人员中"包括本单位员工"。这说明部分药企的造假行为不是个别员工的"自选动作",而是有组织、有预谋的系统性操作。企业利用员工身份信息注册为虚假农户,形成"左手卖、右手买"的闭环,将虚增的成本堂而皇之地计入财务报表。
第三,个人信息保护形同虚设。 8,500多名人员的个人信息被企业随意搜集和使用,这不仅是财务造假,更是对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的公然违反。员工在不知情或被动配合的情况下,自己的身份信息被用于违法活动,这种"内部侵害"的隐蔽性和危害性都远超外部泄露。
虚增的22.81亿元采购成本最终去了哪里?答案不言自明:它被计入药价,由患者和医保基金买单。
虚列费用:22.5亿推广费的空转游戏
审计报告揭示的第二种手法是虚列中药销售费用。
26户药企在2018年至2025年间发生的43.78亿元销售费用中,有22.5亿元——占比超过51%——在无真实业务背景或仅有电话推销等情况下,就支付给了462个第三方推广商,再由推广商转回药企或其指定对象。
这几乎是一个教科书式的"费用洗钱"链条:
药企账面上产生高额"推广费用"→ 降低账面利润、少缴税款;
费用以"推广服务费"名义支付给第三方公司→ 形成虚假业务流;
第三方公司扣除一定"通道费"后,将资金转回药企或关联方→ 完成资金回流。
在这个过程中,所谓"推广服务"大多子虚乌有。审计报告明确指出,部分费用"仅电话推销等情况下"即行支付——一通电话就能换来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"推广费",这在任何正常的商业逻辑中都无法自圆其说。
更值得关注的是462个第三方推广商的存在。这些公司很可能是专门为"走票走款"而设立的"空壳公司"或"CSO(合同销售组织)"。
近年来,随着"两票制"的全面推行,药品流通环节被大幅压缩,药企不能再通过多层经销商分散费用,转而通过CSO公司进行费用洗白——这已成为行业内公开的秘密。
审计署的数据,第一次用权威数字坐实了这一判断。
"带金销售":42.5亿套取资金流向何方
审计报告的第三个核心发现更为敏感:少数药企仍"带金销售"。
所谓"带金销售",是指药企通过虚增成本、虚列支出等方式套取资金,再以回扣、好处费等形式输送给医疗机构或个人,以换取药品采购和处方开具的"关照"。这种模式是医药行业最顽劣的痼疾,也是推高药价、加重患者负担的核心症结之一。
审计数据显示,相关药企通过虚增成本、虚列支出等手段套取资金42.5亿元,部分用于"带金销售"。
42.5亿元是什么概念?
以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约3.6万元计算,这笔钱相当于近12万人一年的收入。而这些资金本应属于药企的正常经营利润、属于患者的药费减免、属于医保基金的结余——它却被抽离出来,变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上的"润滑剂"。
尽管国家自2017年起就推行"两票制",2023年起又全面实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,力图通过"量价挂钩"压缩灰色空间,但从审计数据看,"带金销售"在中药领域依然存在。
这提醒我们:政策工具的覆盖面和穿透力仍有盲区,尤其是中药材采购、中药饮片流通等环节,监管的精细化程度远不及化学药。
医疗机构"舍低求高":25%加成政策被反向利用
审计报告的第四个发现将矛头指向了需求端——医疗机构。
6家医疗机构利用中药饮片销售仍执行"进价加成25%"的规定,在中药饮片采购中"舍低求高"——明明有更低价格的同等质量饮片可供选择,却刻意采购高价产品。结果是:多支出采购款1.21亿元,以此多获加成销售收入3,000多万元,加重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1.5亿多元。
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加成政策的激励机制设计缺陷。
"进价加成25%"政策的初衷是合理的:中药饮片需要经过炮制、仓储等环节,适当加成可以覆盖医疗机构的服务成本,也有助于扶持中医药发展。但问题在于,当加成比例与采购价格挂钩时,医疗机构就有了"买贵不买便宜"的内在冲动——采购价越高,加成绝对额越大,医院收入越多。
这是一个典型的"逆向激励":政策本意是补偿服务成本,结果却变成了鼓励高价采购。6家医疗机构的操作并非个例思路,而是政策漏洞下的"理性选择"——只不过这个"理性"是以牺牲患者和医保基金利益为代价的。
值得对比的是,2017年全国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成(零差率)时,中药饮片被作为例外保留了下来,理由正是中药饮片的特殊性。但审计数据清楚地表明,这一"特殊照顾"正在被异化为套利工具。
三组数据,一个闭环
如果我们把这四方面的问题串联起来,就能看到一条完整的灰色利益链:
上游:药企虚增中药材采购成本(22.81亿元)→ 抬高出厂价
中游:药企虚列销售费用(22.5亿元)+ 套取资金用于"带金销售"(42.5亿元)→ 维持灰色输送
下游:医疗机构"舍低求高"采购(多支出1.21亿元)→ 吃取加成红利
最终买单者:患者和医保基金(额外负担1.5亿多元)
上游造假抬价、中游费用洗白、下游加成套利——三个环节环环相扣,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。在这个闭环中,药企获得了更高的利润空间和"带金"弹药,医疗机构获得了更多的加成收入,而成本则层层转嫁到患者和医保基金身上。
215.91亿元的总资金中,46.52亿元存在问题,占比21.5%。如果将这个比例外推至全国中药市场——2024年全国中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约7,000亿元——潜在的问题规模可能达到千亿元级别。
当然,审计样本的选取可能有针对性,不能简单外推,但这一比例本身就足以敲响警钟。
从审计到治理:三道必答题
审计是发现问题,治理才是最终目的。基于这份报告,至少有三道"必答题"需要回答:
第一,中药材采购如何实现可追溯?
当前,中药材采购的高度分散性和非标准化,是成本造假的温床。应当加快建设中药材全产业链追溯体系,从种植、采收、加工到采购,实现"一物一码"的全程可追溯。同时,推动中药材交易平台数字化,将分散的农户交易纳入平台管理,从源头上挤压虚假采购的空间。
第二,CSO监管如何真正落地?
462个第三方推广商的存在说明,"两票制"虽然压缩了流通环节,但费用洗白的功能被转移到CSO身上。因此,应当建立CSO的准入和备案制度,要求推广服务必须有可验证的业务记录(会议纪要、推广材料、参会人员签到等),对"无真实业务背景"的费用支付实施穿透式监管。
第三,中药饮片加成政策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?
在药品零差率已全面推行的背景下,中药饮片的25%加成已成为唯一的"政策性加成"残留。审计数据证明,这一政策正在被异化。与其继续修补,不如考虑将中药饮片纳入零差率管理,同时通过中医药服务价格调整等方式补偿医疗机构的服务成本——从机制上消除"买贵"的冲动。
长期以来,中药行业以"传统文化""民族瑰宝"为盾牌,在监管上享受了不少"温和对待"。但审计数据告诉我们:行业的特殊性不应成为监管的盲区,扶持政策更不应被异化为套利工具。
中医药要实现真正的振兴,靠的不是灰色利益链的输血,而是质量的提升、标准的完善和监管的到位。这份审计报告,应该成为中药行业深度治理的一个起点——而不是又一份被束之高阁的文件。
对此报告披露出的问题,您有何样的解决建议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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